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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
孙犁先生于2002年去世，在他的遗著里很有些鲁迅的声音，本文作者通过梳理孙犁早期至晚期的部分作品，发现孙犁是在以心仪的先贤为参照，从中获取智性的维度，他跟鲁迅的对话，凸显着共有的济世的热情与孤独的忧戚。早年的孙犁学习鲁迅深有心得，认为鲁迅的文章是热的文章，是与现实交织的存在。随着他对鲁迅论述的文字愈多，早期文章观念里清秀、明快的调子被有忧郁的低语代替。这也是孙犁在内觉上与自己的精神导师暗合的地方，战士鲁迅于战士孙犁，是在一个逻辑的延伸线上的，他们都不在流行的地方出没，而清醒里的冷静超越了时代。

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！

孙郁

孙犁的鲁迅遗风

01

孙犁的热，在其身后一直持续着，成了文坛的趣话。总结其一生，话题颇为丰富，牵连着文学史诸多神经。他早年文字清纯如童子之音，晚年多了一点旧文人的痕迹，但总体不在士大夫文化和绅士文化之列，有人间的真气。我个人常注意的是，其遗著里挥之不去的鲁迅的那些声音，这成了他精神史的一部分。假如细读他的作品，灵魂深处，摆脱不掉的是现代文学的一个主题。理解他思想与审美特点，不能不考虑到这个因素。

孙犁

我读他的全集，总能碰见其与鲁迅默默对话的地方。孙犁看鲁迅，有崇仰之处，但又不亦步亦趋，知道理解经典的时候也要有所择取，要有相应的距离感。不过，在大多的时候，他是以心仪的先贤为参照，从中获取智性的维度。他的进入鲁迅的世界，恰是抗战的时期，在地区小报发表了许多文章。四十年代出版了《少年鲁迅读本》，有美质的流动。那时候他看的资料不多，只是据鲁迅自己的文字的串联为文，形成传记，不免单一。但他对描述对象气质的把握，以及心绪的点染，都有味道。鲁迅的存在，在他笔下以童话般的韵律呈现出来，这在后来的鲁迅传播史里，是极为少见的。他还出版了《鲁迅，鲁迅的故事》等书，透露出自己的真爱。他在延安的时候，对鲁迅的认识已经形成较成熟的看法，只是还限于小说美学层面。其创作，不都是鲁迅的暗示，还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子。抗战时期，他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在边区普及鲁迅的思想。他在《关于鲁迅的普及工作》里说：

“

边区已经有许多同志开始鲁迅的研究工作，但我想这种工作的目的，应该是使鲁迅普及，普及到农村，使男女老幼对鲁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使他们很熟悉鲁迅，像他们熟悉孔子一样（当然鲁迅不是孔子，而我们使他们熟悉鲁迅，也不是叫他们像熟悉孔子那样）。这种认识和熟悉，是要在人民中间散发一种力量，一种打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基的力量。

因此，我们马上就应该开始下面这几种工作：

第一、编制通俗详细的鲁迅传。这里面要包括鲁迅一生的事迹。学术研究，创作成绩，及其人生观，为人民斗争的功业等等。这传记一定要和中国近代史配合起来。

第二、改编鲁迅有名的小说，成为通俗故事或短剧。如《阿Q正传》，《故乡》，《祝福》等。其实鲁迅的作品是很大众化的，不过有时在章法上过于严密，或有时用了些古典，在民间阅读，有时还不方便。最好我们把它改编成一种朗诵小说，能随时讲述朗诵，使妇孺也能懂，但不能过多损害原作的精神和艺术性。

第三、鲁迅一生，对大众文艺努力的成果很大，并且替后来者规定了方向。如对神话传说，新文字，木刻画。我们要把鲁迅的这种精神和成果告诉大众，使大众自己来继续这种工作。

我们要把鲁迅的精神，广播于华北的农村……

”

这是边区鲁迅传播的最为恰当的办法。他自己就着手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在那前后，写下了《人民性和战斗性——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》《“五四”运动与中国文学遗产》等文。战争期间，鲁迅给他是洞穴里的烛光般的温暖，他对鲁迅的读解与那时候的需要有关，而进入其世界的均为鲁迅明快的思想和现实情怀的部分，这些都抓的很准，其认知的深切，在那时候是极为难得的。
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孙犁对鲁迅的理解都放置在与文学、历史、现实对话的层面上，所写的专门研究文章数量可观。但大多数散在一些批评性的文字和随笔之间。直到晚年，鲁迅的话题从未中断过。鲁迅对于他，不是学术的话题，而是生命的话题，从未想做一个研究家，也不甚关心那些八股化的学术研究。我们从他的短篇文字里，零零碎碎地可以看到一些对鲁迅的议论，多有灼见，流动在文字的血液里。现代作家，忠实于鲁迅传统的，他算最有代表性的一个。

孙犁集

晚年的孙犁，阅读趣味与写作趣味都有变化。批评性的小品多，且按照鲁迅的书单购书，在知识结构上去贴近自己的心灵导师。文字肃杀老到，有峻急的美。但一面也带有京派文人的趣味，只是价值观与其有别罢了。他最后一本书，把自己定位成战士，恰是他的精神的写真。鲁迅的战士形象重叠在其心绪里，有了一种悲凉的美。

从气象上来看，孙犁文章的规模与厚度都与鲁迅不在一个层面，但形成了自己的特质。他文章的律动和情思，得先人精华之处颇多，实可看出彼此的近似之处。他们都有济世的热情，但一面也多孤独的忧戚。他们都不在流行的地方出没，而清醒里的冷静超越了时代。越到老年，他的文章越带有鲁夫子的痕迹，又加上了自己的经验。遂自成一格，独步文坛，于津门散出无量的情思。因为有了他的存在，左翼文学的丰厚性得以延续。

02

孙犁佩服鲁迅多个方面。他在文章学层面把握精华，是别人所不及的。唐弢曾有过类似的感受，强调研究鲁迅词章的价值，似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后来的研究者，在此方面所下的功夫不多。而孙犁一生在此领域的讨论，不仅上升到学理层面，也在小品文的写作里呼应着相关的话题，以致带有强烈的感觉。

1939年，他在《论通讯员写作诸问题》，把鲁迅的文章看成热的文章，是与现实交织的存在。文章不能回避问题，是作者的要义之一。他不止一次谈及写作与现实对话的价值，且从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热风》里找到依据。1941年，他在《文艺学习》的小册子里较全面展示对文章学的看法。这里没有士大夫的痕迹，连俄罗斯文化的八股气也没有。孙犁写这一本书，对文章结构、人物、内心、语言都做了会心的阐释。其逻辑出发点，建立在鲁迅的文学观念中。在他看来，鲁迅作品以下内涵值得研究：

“

一是直面的精神。《文艺学习》谈及鲁迅精神的特质时认为，鲁迅文字对于民众的唤起，是他纲领性的存在，一切都围绕改造社会来做的。

二是人物形象折射出社会的问题。在分析《阿Q正传》时，看到内在的话题已经不是自我精神的表达，有民众的意识，瞭望的是广阔的空间。

三是语言简约而传神，有民间口语，有外来语，也有古语。但最终还是中土性的表达。

四是结构取舍的得当，在没有规矩的规矩里形成文章的脉络。《孔乙己》“结构粗看起来没有什么，自然得很。但细研究一下，便知道了那艺术的严谨。”

”

孙犁在这一本小册子里，从文章学的笔调从容到来，以鲁迅作品为例，写得洋洋洒洒，有内在的韵味。就文章学的理路来说，是五四后新文学观的总结。新文学的经验在他那里形成了一个一贯到底的气脉。旧文人气和书斋气，在其文字里是稀少的。

《文艺学习》小册子

从他对作品的感觉看，是小说家的感觉，起点来自五四白话文的传统，但偏于写实的精神，除了果戈里、契诃夫、普希金的小说作为参照外，主要得自于鲁迅的小说、杂文的经验。这显得有些窄，不及茅盾、郁达夫谈论文章时候的古今中外的驳杂。但恰是这一单纯，使他直接衔接了五四的精神，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鲜明的位置上了。

此后，关于鲁迅的论述文字越来越多，他勾勒鲁迅作品的精义时，有许多妙悟。这影响了他的文章观念。比如，鲁迅的文章特点是“新鲜”，概念来自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启发。用到鲁迅那里，就觉得恰如其分。其二是简约，文章不必写得满，要留有余地。“写作，要想得多一些，写得少一些，我们的毛病是写得多一些，想得少一些”。启发来自鲁迅的杂文。其三，驳杂，以《故事新编》为例，“就其历史知识，文学手法，哲学思想来说，都不是轻易就可以否定，更不是轻易就可以超越的”。这种感受，有对妙不可言的审美形态的会心之处。对于文章与作品的内在性的把握，可谓十分到家。

但他对鲁迅的定位，不是知识分子的话题，而是革命的话题。当学界和批评界强调鲁迅的翻译、编辑、个性主义的时候，他则侧重从革命的层面理解鲁迅，并且将自己从事的事业当成鲁迅遗产的赐予。他说：

“

鲁迅回忆的，写的，是战斗动员的时代，我们是处在战斗正酣热的时代。在鲁迅的作品里，我们常见那些被旧社会毒害的，带伤疤的，疯狂的，多病的人。常见寡妇孤儿。这些人辗转在痛苦里，生活在麻木里。而今天，就从我们的《冀中一日》看，也有了海中波光，天空星云一样多的新的人群。这些人辗转在战斗里，生活在理智的欢快里。

这就是一个飞跃。当然，其间流了先烈的血……

”

到了1949年，他在《人民性和战斗性——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》里写道：

“

不能把先生的工作，局限在“思想”里。不能把先生的工作只罗列为创作翻译，印书编刊物，培养青年作家和关心木刻运动。

我们应该记起：在段祺瑞的黑暗时代，他怎样声援了“三一八”；在蒋介石的漫长的血腥统治年代，他怎样声援了革命人民；他怎样亲自到德国领事馆，抗议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残暴；他怎样号召了人民的抗日战争。

先生不只是中国人民革命文化的伟大启蒙者、思想家和作家，他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年代坚强的旗手和严肃的战士。

”

这是孙犁的鲁迅观的逻辑起点。文章学的美质都附在后面。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的统一，在孙犁看来才是伟大作家应具有的品格。明乎此，我们才能对他的鲁迅观有一个全面的认识。不管后来的状态如何变化，都没有离开这两个层面来思考问题。

03

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，给他带来了欢喜。但新生活并非所料的那么顺利，而自己的写作，依然在顽强进行着。这个过程，他却与主流文化，有着小小的偏离。

从《风云初记》《铁木前传》可以看出和周围语境的差异。小说延续了早年写作清晰的风格，童贞般的生命感受不减，有文人本色的存在。《风云初记》写抗日的故事，人物是活泼的，战争年代的不幸以及百姓反抗的意志，都逼真地跳在眼前。他回忆那段历史，以生命之笔为之，曲直之间，大爱的情思弥漫，被撞的感觉笼罩在作品之中，那段时光对于他来说，不是夸耀的资本，而成了生命旧迹的一种回溯。但这种回溯多个体化的内省，看得出是红色小说里异样的存在。

滑动查看：《风云初记》中文版及朝鲜文版

易代之际的文化，对于士大夫和绅士阶层而言，有着痛楚的过程。胜利者是难以意料于此的。但孙犁与别人不同，革命胜利后，他的快慰之日很短。自己的趣味在审美的世界里，对外在的利禄是不屑的。这使他没有进入权力阶层，还保存着战争年代业余创作的状态。

1956年，他因身体原因而退出文坛时间很久。他的病，使其远离了政治漩涡，有了冷思的时间。当全国在政治运动的狂热里的时候，他却在冷寂之所煎熬着自己。不久就是“文革”之变，精神仿佛进入炼狱。这使他对生活的看法有了一丝变化。《彷徨》《野草》里的意象一再进入其世界。鲁迅的另一面，不经意闯进他的世界，给了他诸多的暗示。也因此有了全面对话的机会。

从那时候留下的点滴文字来看，孙犁早期清秀、明快的调子被有忧郁的低语代替了。用自己的话说，由相信人性善，转到人性恶的观念里。但依然保存着残梦，苦苦挣扎于灰暗之地。我们看那时候留下的《书衣文录》，是文化萧条时期的自我吟哦。几乎没有光色，一切都在黑暗里。他在旧书的书衣上面涂涂抹抹，释放郁闷。自己与自己对话，心绪浩茫，凄苦无边，仿佛在地狱里煎熬。家事、国事均系文字之间，绝望和不安以及不甘于死灭之情弥漫在文字间。那些文字，多系借书而谈己身经历，或涉琐事，或旧事片段，古人之迹，今人之想，碎片般闪在字里行间。“文革”文网颇广，几无喘息的空间。他的书写，压抑得不行。1975年11月22日，题在《茶香室丛钞》上的短语颇值思量：

“

昨日清晨，将所养小鸟一只，开笼释放。彼将奋志飞去，不失方向，寻得山林同类乎；或将遭遇强暴，冻死中途乎，余不得而知矣。总之，彼已结束一次网罗之惨祸，牢笼之悲苦矣。笼居，日有饮食，且免猫噬鹰攫等危，然彼固不愿也。同群之思，山林之想，无时不萦于怀。每闻同声，则啾唧触笼以求之，状至可悯。今一旦自由，虽死不反顾。余知其必能归至旧巢，迎日光而鸣也。

”

词语间处处有埋伏，笔笔带隐喻，其心求得解放之想，历历在目。同年底写在陈老莲《水浒叶子》书衣的文字则显得极为感伤：

“

此册系亡者伴我，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得。自我病后，她伴我至公园，至古董店、书店，顺我之所好，期有助我病速愈。当我疗养期间，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、青岛。她系农村家庭妇女，并不识字，幼年教养，婚后感情，有以致之。我于她有惭德矣。鸣乎！死别已五载，偶有梦中之会，无只字悼亡之言，情思两竭，亡者当谅我乎！

”

我们在这种心绪里，读出在苦海里的不幸。自此之后，文章风格为之一变。平淡里多了沉郁之气，古风里的惨烈之意缭绕，令人想起《野草》的诗句。这里是一个受难者的低语，好像进入安德烈夫式的抑郁之境。

《书衣文录》

战争年代，他的写作是为人民而歌，有自愿的冲动和自由。“文革”则反之，思想被囚禁，恶人主导着文化。这使他意识到鲁迅当年内心的灰暗与复仇意识的根由了。

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孙犁一度心境颇好，但不久又进入困顿之中。诸多杂音混入文坛，他多有不适，与时代的隔膜越来越多。直到九十年代，忧郁的文字不仅没少，且不断环绕着周身。他与人论战时，勇气不减，而面对自我时，悲楚的意味又暗自袭来。于是常借花鸟草虫，寻找隐喻。对英雄的悲剧，有切身的体味。他将自己一生最浓厚的意识，归为“残破意识”。战争时代的故土残破，“文革”的精神残破，后来的婚姻残破、亲情残破。意识到此点时，鲁迅的挣扎感和反抗理念，被其不断召唤。既然我们在并不圆满的世界里生存，而寻路的过程，就是舒缓苦闷的过程，也是对美的追求的过程。意义也恰在那个漫长的、没有终点的跋涉之中。

不拥有完美而直面残破，恰是鲁迅给他的启示。所以，在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上，他永远是低调的，既不去搞宏大的叙事，也非自占山头。拒绝热闹，抵挡虚名，远离世俗之乐。于是就把自己放逐到荒原里，独自对着沙碛、枯谷，以带血的声音瞭望苍穹。而有时，我们又像听到夜莺般的吟唱，慢慢的节奏里，给无聊的夜以暖意。

在许多文章里，他一直认为，离热闹的地方远一些，才会另眼看世。在《我与文艺团体》一文里，他说：

“

我的一生，曾提出过两次“离得远些”。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，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。但我的作品，赖此，得以存活至今。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。

”

在话语的中心，好像不宜找到自己。鲁迅如此，孙犁亦同。有人找他帮助影响茅盾文学奖的评奖，他回信说自己与人不熟，文化机构成了衙门云云。他不止一次批评那些图解政治的时髦的写作，一位不过速朽的东西。他的例子是，像萧红这样的作家所以独特，是因为与主流有一点距离，乃同路人的表达。在革命最激烈的时代，鲁迅何以没有翻译政治色彩浓厚的小说，而是选择了同路人的《竖琴》这些有艺术技巧，与革命略有距离的文章，孙犁的理解很独到：

“

萧红的创作生活，开始于1933年，而其对文学发生兴趣，则从1929年开始。此时，苏联文学中左的倾向正受批判。同路人文学，开始介绍到中国来。鲁迅、曹靖华、瞿秋白等人翻译的《竖琴》和《一天的工作》两书，其中同路人作品占很大比重。同路人作家同情十月革命，有创作经验，注意技巧，继承俄国现实主义传统。他们描写革命的现实，首先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述。较之当时一些党员作家，只注意政治内容，把文艺当作单纯的宣传手段者，感人更深，对革命也更有益……萧红的作品明显受到同路人作家的影响，她一开始，就表现了深刻反映现实的才能。当然，她的道路，也可能有因为不太关心政治，缺少革命生活的实践和锻炼，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，就感到了孤寂，加深了忧郁，反映在作品中，甚至影响了她的生命。

”

孙犁对萧红的作品极为认可，认为其迷人处是赤诚，不自欺欺人；“她初期作品，虽显幼稚，但成功之处也就在天真。她写人物，不论贫富美丑，不落公式，着重写他们的原始本性，是有革命的倾向的”。这些话，似乎也有点自况，心心相印的地方很多。中国文人的本色，乃在于安得寂寞，甘居边缘，而心却拥抱着大地。古人的经验证明了此点，五四后的历史，也证明了这些。

萧红

《呼兰河传》

看这些感悟，无疑都牵扯着鲁迅的传统。他也因此深味鲁迅之为鲁迅的内在原因。

04

我个人喜欢他晚年的文字，因为阅世深者其质也真。那里已经没有简单化的生命叹息，在苦味里依稀留着旧梦。经历了大病与离异之苦，于人于世，殊多体味，内觉之丰富，已非战争年代可比。这些有许多留在《芸斋小说》里。

《文虑——文事琐谈之二》说：近年来了客人，我总是先送他一本《风云初记》，然后再送他一本《芸斋小说》。我说：“请你看看，我的生活，全在这两本书里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。包括我的思想和感情。可以看到我的兴衰、成败，及其因果”。

《芸斋小说》是晚年孙犁审美意识的一次跃进，其品味依然有旧时的印记，而多了鲁迅式的苦楚。鲁迅小说写了畸形的人生和失败的文人，天地是灰色的。孙犁的《芸斋小说》写“文革”悲剧，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题旨。他的挫折感、失败感，以及死亡意识，那么浓烈地汇聚于此。

许多作品都真假难辨，他与鲁迅一样，用反小说的笔法为文，别有一种味道。小说写疾病、天灾、人祸、死亡，惨烈之极。他学会了对恶人的打量，描绘了诸多畸形的人物。上至高官，下逮平民，丑恶之间，人世明暗变化，悉入笔端。

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，失望之情多流露在《呐喊》《彷徨》间。阿Q的革命，魏连殳的遭遇，便是一个时代生活的注解。《芸斋小说》乃“文革”命运的再现，作者所写《小D》，令人想起《阿Q正传》，只是内涵不及后者幽深，而意蕴暗袭其风，都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。“文革”来了，地痞流氓成了造反者，沉渣泛起，小D由底层工作人员一跃为革命者，掌权害人，卑劣之状可叹云耳。孙犁说：“过去之革命，为发扬人之优良品质；今日之革命，乃利用人之卑劣自私。反其道而行之，宜乎其为天怒人怨矣”。《小混儿》写一个社会底层的流氓气的人，将品性里的贪婪、浑浑噩噩，写的颇为传神。鲁镇、未庄的影子飘忽其间。《罗汉松》对于一个从革命队伍中来，在运动中左右逢源的人进行了形象的勾勒。主人公取媚权贵，随机应变，在现实里得到实惠。但人性全变，已无纯然之色。游戏人生与游戏政治，乃精神的堕落。孙犁叹道：“这场‘大革命’，迫使我在无数事实面前，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，兼信了性恶论，对一切丑恶，采取了鲁迅式的，极其蔑视的态度”。他对人间百态的泾渭分明的态度，于文字间清晰可辨。

《芸斋小说》

《芸斋小说》感人的地方，是失败感的表达。小说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或可当成自传，亦有借幻影为实意之旨。叙述者我，没有完美的生活，妻亡，再婚而又离异。被革命者专制，几无自由之所。《言戒》写言多有失，自己被批斗的苦相；《亡人逸事》有家庭变故之痛，无奈之音缕缕，是苦味的流转；《还乡》乃失落之行，一个革命者回到故里，却没有快意的留存。“富贵不还乡，如衣锦夜行”，孙犁对古意的另一种表达，深得俗世要义。《续弦》不怕家丑外漏，已身不幸，一一道来。失败的婚姻，也只能安之若命。不过，在一些文字里，依然存留他早期作品的爱意，在那些昏暗的天地间，美丽的花草令人心动，给无趣的时代些许有趣。《颐和园》描绘了自己养病期间受到友人的关照，《无花果》虽说是人生际遇的一个错位，而含的暖意是绵绵的。在无爱、无光的岁月，偶有温情飘来，都可以喜之、记之，聊备存照。这是怎样的无奈呢？我们于其不幸的文字间，看出那未被摧毁的爱意。《三马》的结尾云：

“

芸斋主人曰：鲁迅先生有言，真正的猛士，能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正视淋漓的鲜血。余可谓过来人矣，然绝非勇士，乃懦夫之苟且偷生耳。然终于得见国家拨乱反正，“四人帮”之受审于万民。痛定思痛，乃悼亡者。终以彼等死于暗无天日，未得共享政治清明之福为恨事，此所以于昏眊之年，仍有芸斋小说之作也。

”

读这本小书，看出命运悲剧里的奇光。鲁迅以来，有思想，有使命感的作家，一直困扰在善恶的主题之间。因善获恶，或因恶获善，或无辜中被假善真恶所误，或困于真善假恶之中。孙犁在小说里学会了以复杂之笔，写难解之世。老到的文字，有逆世之音。在人妖混杂的地方，不阿世，去伪调，远利禄，以绝望之笔写希望之声，那也是鲁迅传统的再现吧。

05

晚年的孙犁，读书与写作，越来越带有京派的味道，其小品散文，直逼知堂，学识与诗意兼得，杂学与杂思同在，确为书林中难得之文。有人说其系左翼里的京派，怕是不无道理。不过，读书的趣味虽有苦雨斋的痕迹，但其调与京派诸人大有区别。倒是鲁迅的读书经验，在他的文字间得到延续。

他按照鲁迅的书单一部部购书，对野史、杂著渐生兴趣。买章太炎遗书，不忘鲁迅的遗训；读《世说新语》，引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之语解之；览《流沙坠简》，有《热风》里的智慧；讲《蜀碧》《蜀典》，念念不忘的是《且介亭杂文》里的评点；阅《沈下贤集》，以《唐宋传奇集》对之。这种读书法，看出先贤的影响力之大，一面也多了他人所没有的感觉。鲁迅国学知识的方方面面，他都有所涉猎。自己对古书的喜爱，受到鲁迅的提示很多，乃至有迷信的地步。《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》有这样一段话：

“

我有一部用小木匣装着的《金石索》，是石印本，共二十册，金索石索各半。我最初不大喜欢这部书，原因是鲁迅先生的书账上，没有它。那是我死死认为：鲁迅既然不买《金石索》，而买了《金石苑》，一定是因为它的价值不高。这是很可笑的。后来知道，鲁迅提到过这本书，对它又有些好感，一一给它们包装了书皮。

”

由鲁迅的经验而进入传统文化里，这在作家中不多。孙犁的书，一部分自己所购，一部分为朋友所赠。在大量的书话里，他对非儒家的、乡野气的书很是看重。比如汉代造像，为鲁迅所喜，暗自揣摩，多有心得。《题<南阳汉画像汇存>》云：

“

南阳为刘秀发祥之地，贵族多，墓中多画像，然此等像皆刻于墓内柱、梁、门、楣之上，石料粗，故刻画亦多粗犷，不清晰。而如武梁祠堂之画像，则作于石壁之上，石壁平整，故画亦细而清楚。这点知识，亦得自鲁迅写给王冶秋的信中。一九三五年，王氏为“饭碗”奔走，当无意于考古，然受先生委托，不得不全力以赴，完成任务。解放后，王氏领导国家考古事业，任文物局长，其知识之源始，也应归功于当年鲁迅先生的熏陶吧？

夏中无事，翻阅汉画，仅记一些心得如上，也是纪念鲁迅先生，为学博大精深，一言一行，无不惠及后学也。

”

因古书而念及鲁迅，又由鲁迅而想起己身，遂浩叹于文。这样的例子很多。《宋西安遗翰》云：

“

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装。

此过去故宫博物院出版物，印刷精良，为当时先进，鲁迅曾称许之。

故园小时，朋友凋零。还乡无日，就墓有期。哀身世之多艰，痛遭逢之匪易。隐身人海，徘徊方丈。凭窗远望，白云悠悠。伊人早逝，谁可告语。

”

我以前读他的书话，觉得在一些地方与知堂的风格接近，杂趣和杂识均在，苦雨斋的影子是有的。但细读其文本，则看出不然。他讨厌知堂的平淡，虽然并不拒绝其文本，而内心则对其颇多拒绝。1987年1月，他在《知堂书话》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
“

刘宗武赠。书价昂，拟酬谢之。

知堂晚年，多读乡贤之书，偏僻之书，多读琐碎小书，与青年时志趣迥异。都说他读书多，应加分析。所写读书记，无感情，无冷暖，无是非，无批评。平铺直叙，有首无尾。说是没有烟火气则可，说对人有用处，则不尽然。淡到这种程度，对人生的滋养，就有限了。这也可能是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，所标榜的主张。实际是一种颓废现象，不足为读书之法也。

”

文中所云“无感情，无冷暖，无是非，无批评”，恰与鲁迅相反。鲁迅的文字是有感情，有冷暖，有是非，有批评的。这也是孙犁的追求。在周氏兄弟之间，他的取舍分明，不像学界那样，有折中的苗头。这是惟有战士才会发出的声音。在他那里，读书与读人，乃至人生，是一体的。在益智的同时，还有价值态度，就显得很是特别。我们由这些文字看，面上仿佛京派的闲适的笔触，实则革命者的谈吐。他在进入学术的殿堂的时候，没有忘记的恰是自己的民间本色。

06

有趣的是，孙犁是最早从知识结构入手讨论鲁迅精神特质的人之一。经历了大苦楚，他对鲁迅的复杂性也有了深入体味。鲁迅四位的特点在他那里被渐渐消化和理解。他意识到鲁迅表达的语境的特定性，离开特定语境，就难以理解先生。比如，鲁迅说要少读中国书，多读外国书，是针对复古主义思潮的，但没有古代文学修养，大概是一个问题。所以不能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。再比如，有人写杂文，都是鲁迅的腔调，却不知那就把文章之道搞窄了。文章的写法，要像鲁迅那样广采精华，古今中外尽在眼中。但一味模仿鲁迅，那其实在创作上也远离了鲁迅。

孙犁的书桌

孙犁不喜欢拿鲁迅的语录作为教条用之。比如关于古人的文选。鲁迅主张多看全集，不必信文选。孙犁认为颇有道理。但对于一般读者而习作者而言，选本则很是重要。他也并不都随着鲁迅一个调子唱下去，有时候也看出鲁迅判断人与事时的失误，《文林谈屑》云：

“

鲁迅于北新书局为版税，发生纠纷。鲁迅有一次对人说：李小峰不好好办书店，却拿出钱来，去办制袜厂。先生这话，是有些苛责了。北新书局还印了很多好书，如果开列一个书目，那是要当前的一些出版社，相形见绌的。

”

如何看鲁迅的遗产？孙犁取其大者而用之。他特别留意人们对鲁迅的评价。优者贤之，劣者排之。不以名气大小为据。1990年，在看到郑振铎、夏丏尊、郁达夫、林语堂回忆鲁迅的文章时，他说：

“

郑文重情感；夏文重事实；郁文重全面、系统。林文重个人意气，以私情代事实，多臆想、夸张、推测之词。最不足取，且不足为训也。近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、不同意见。但不管什么意见，也必据事实，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说话，以符天下公论。

”

这很有点科学求是的态度，眼光是敏锐的。孙犁也有对鲁迅捍卫的文章，这些都来自自己的学术判断，很有力度。《散文的虚与实》说：

“

一些理论家，热衷于西方的现代，否定“五四”以来的散文，甚至有勇士，那鲁迅作靶，企图从根子上斩断。这种做法，已经不是一人一次了。其实他们对西方散文的发展、流派、现状、得失，就真的那么了解吗？也不见得。他们对于中国的散文传统，虽然那样反感，以斩草除根为快事，但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，常常是非常无知和浅薄的。人云亦云，摇旗呐喊，是其中一些人的看家本领。

”

较之一般的鲁迅迷，孙犁有他的克制和理性。他对鲁迅精髓的把握，是文章家与思想者才有的气象。在《无为集·谈杂文》中，他说出自己心目中鲁迅，以及如何能够成为鲁迅那样的丰富的人的道理：

“

学习鲁迅，应该学习他的四个方面：他的思想，他的变化，他文化修养，读书进程，他的行为实践，他的时代。

不能把鲁迅树为偶像。也不能从他身上，各取所需，摘下一片金叶，贴在自己的著作、学说上。比如“改造国民性”，如果认为我们的国民性，一无是处，而外国的国民性，毫无缺点，处处可做中国人的榜样，恐怕就不是鲁迅的本意……

”

这样的话，学界那时候很少有人谈及，尤其是鲁迅四个方面的精神。这是知人论世的本领，看到了鲁迅的知识结构与文化维度，在动态里把握鲁迅的思想，不是人人可以意识到的。

从留下的文字看，孙犁身上的鲁迅遗风很多，这些都被他个性化地呈现在短文里。比如敢于说作家的缺点，即使朋友，也好处说好，坏处说坏。八九十年代，他有过一些笔仗，对不同的观点直陈己见。虽然观点亦可商榷，但真意在焉。拒绝私情，坚持不为人作序，不写应酬文章，不题词。“与其拆烂污， 不如岩穴孤处 ”。因此得罪文坛，得罪老友。他最后一本书《曲终集》的后记，似乎也染有鲁迅遗嘱的气味，“一个也不宽恕”的勇气仍在：

“

人生舞台，曲不终，而人已不见；或曲已终，而仍见人。此非人事所能，乃天命也。孔子曰：天厌之。天如不厌，虽千人所指，万人诅咒，其曲终能再奏，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，指点江山。细菌之传染，虮虱之痒痛，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。

”

不管从哪个层面看，孙犁都可说是鲁迅的知音。他的内觉与自己的精神导师暗合，气质也有交叉的地方。战士鲁迅于战士孙犁，是在一个逻辑的延伸线上的。只不过鲁迅的西学本领他无法企及，那是时代环境使然，无可奈何。就少了鲁夫子的狂狷、深广，和阔大的东西方知识分子的语境。比较二人，鲁迅古今情怀里有中外思想之辨；孙犁则得其前者而续之，少了后一个维度。鲁迅之后的作家，能有这样丰富的维度者不多。孙犁知道自己的限度，故老老实实地做人，老老实实地写作，不求完美，而人格不倒。这也可看出鲁迅遗风的另一种。从革命的路，到鲁迅的路，孙犁找到了一个交叉点。此点衔接了历史，也衔接了现实及艺术的美质。我们这些后来者凝视与此，确有深意的。

（本文原刊载于《新文学史料》2014年第2期，其中注释因编辑需要省略。如需深入了解，请查阅原刊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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